无萧

理想继续缄默

*普通苏联人的故事。关于伊戈尔。

冬天的一个晚上，他接到了临时归队的通知。当信封从邮箱里转移到他手上时，我还在房间里百无聊赖地翻阅着那些早就不知道被翻看了多少次的书。他沉默地走进我的房间，把信拍在我的桌子上又沉默地走出去，像一只在房间里游荡的幽灵，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丝毫不关注我因为信封而隐隐颤动的双手。实际上，我的想法和我的存在一样，对他来说无足轻重。

他在第二天凌晨的时候出门，那时我刚刚睡醒，老年人的睡眠总是又轻又浅，他曾在无数个凌晨这样把我吵醒，厚重的脚步踏在有些年岁的地板上常常传出难听的吱呀声。在他成年之后我总是听着他深夜的第一声鼾声入眠，又在黎明听着他的脚步声清醒。窗外苍白的月光并不时常光顾我的房间，但今天却罕见地把整个窗子都照得透亮。我从床上翻身起来，走到窗边，我看见冬天的雪又一次造访了我们的城市，寒冷犹如纯白的雾霭将一切笼罩。我的窗户上缀了不少水雾珠子，把窗外的世界映得雾蒙蒙的，而他的身影缩成了一个小点，在空无一人的街道和雪地上踽踽独行。

这场大雪一直下到他离开之后的第三天，我总是失眠，尤其担心壁炉的烟囱被大雪堵死。终于在他离开的第五天，我从邻居家借来了梯子，手脚并用爬上屋顶检查烟囱的时候，梯子的主人——那对儿子和他一样归伍的夫妻称赞我即使退伍多年依旧有一副健朗的身体，那个时候我才第一次想起他那天离开的时候穿着的军装好像和我的一样，但又好像完全不同。

我应该讲讲他的。

他在我刚刚燃尽大火尚有余温的生命里第一次出现，那年我四十三岁。半年前刚从军队退伍，在战场上受过伤的左眼随着时间的流逝愈发模糊不清，直到完全致盲。我的政委非常遗憾地告知我我的身体状态已经不适合继续在军队待着了，我需要休息、需要平缓的生活。于是我曾经为联盟燃起过熊熊烈火的生命就这样被迫终止，连带着我曾经的荣誉和过往变成了一枚小小的勋章。于是我带着它和我的伤疤回到了故乡，在无数人还热情工作的年纪里，我可耻地熄灭了，所以我下定决心告别军旅生活，拿着一笔还算丰厚的抚恤金在镇上的角落买下了一幢房子帮人们做些木匠活来维持生计。而他在一个春天的早晨突然出现在我的房门前，通红的、新生的婴儿，哭泣声却像一只年迈的猫一样微弱又嘶哑。

没有人想到他能活下来，就连我也没有为此抱以希望。我不知道是谁把他放到我的门口，可能是一个没有丈夫的可怜女人、又或者是一对供养不起孩子的贫苦夫妻？这个孩子身上带着血丝和羊水连同清晨的露珠一起被我发现时，死亡的阴影已经快要将他吞噬。我的朋友们都建议我把他送到福利院收养，他们知道我并不擅长应对孩子，而且我一身伤病、是个连自己都照顾不好的残废。我本应该听他们的建议，但我又觉得耻辱。无用的英雄主义盖过了我的理智，所以在四十三岁那年我收养了他，他在医院活过了两次高热、吃着羊奶长到了长牙的年纪。但命运却好像非要批评我的傲慢，在我的生活逐渐回归正轨的时候，他却成了我的耻辱。

我不知道是因为他婴儿时期的那两次高热还是因为他原本就是一个不正常的孩子，刚开始他只是不愿意动，常常迟钝地坐在我给他造的小椅子上一坐就是一整天；后来我发现他几乎不会出声，在别的孩子都学会走路和说话的年纪，他还是像个婴儿一样呆呆地坐在椅子上看着空气。我的几个朋友曾来看望过我，他们有些依然在军队服役，另外一些复员之后进了政府工作。他们坐在我庭院的椅子上讨论着政治和战争，我则局促地坐在一边的台阶上，我的面前放着昨天下午还没做完的木匠活。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从后门爬到了露台，正好走进了他们交谈的中心，笨拙地像是某种动物。所有人都收了声，空气突然变得凝滞起来，几道惊诧的目光照在了他的身上，另外几道怜悯的眼神则递送给了我。我悲哀地从他们眼中看出了这个孩子是个低能儿的现实，而这就是我必须要为我的傲慢与固执付出的代价。

他长到九岁，身体却还像个六七岁的孩子一样矮小，没有人喜欢他，我也很少让他出门。他总是沉默地坐在我们花园的角落，呆滞地注视着地上的杂草或者石缝里的蒲公英。我的花圃里养了不少漂亮的向日葵和月季，邻居们常常称赞这些漂亮的花儿开得娇艳欲滴，可我却发现这些令我骄傲的花在他眼里甚至不如庭院里的山楂树掉下的落叶。他就是这样一个异类，同我的整个生活格格不入的异类。我更是很少和他交谈，我害怕看到他像个动物一样笨拙的模样，也更害怕注视他那双漆黑的空洞的眼睛。在他九岁这年的秋天，我才终于把他送到学校注册开始上一年级。他的学校生活大概是不需要太多赘述的，学年开始的第一个星期，他就自觉地退到了教室的角落，我原本还担心他这种样子会遭受孩子们的欺负和取笑，但事实证明我多虑了。孩子们不需要自找麻烦地去孤立他，他从一开始就是与世隔绝的。

生活的间隙里我们从不交谈，但在他日益成长的过程中，我总是和他一起在我们的庭院里沉默地坐着，看日落和启明星，有的时候他也看着我打理花园，做些木匠活儿，而他则是坐在山楂树的庇荫下盯着一截树枝发呆。我其实很多时候并不能确切地搞明白他究竟在想些什么，我甚至一度怀疑过他是否有思考的能力。我们的相处看起来滑稽但又自嘲地合适，我是一个瞎了眼的残疾人，而他是个沉默的低能儿，或许他生来就是应该同我相伴的，但我仍感觉有某种令人窒息的东西将我们隔绝。后来我才知道，他用以隔绝我的某种东西就是他的孤独。

他像个影子一样生活和上学，在我都没有注意到的地方，他从小学上到了初中，从刚刚和我腰一样高的小孩儿长到了和我肩膀差不多高的青年。他十六岁的时候比班级里的孩子们都要高出整整一个头，而这么多年的学校生活中，他都是最令老师头痛和苦恼的家伙，尽管他比每一个学生都要安静，但他每次学期末带回家给我看的成绩评估表上犹豫不决的“无法评估”四个字无不证明了学校始终在努力地容忍他。或许是因为他的老师们可怜他是由一个残疾的鳏夫养大的孩子，又或许是因为他们知道我曾经是一名参加了卫国战争的中尉，在竭力地维持我最后的尊严。然而无论是这两种原因的哪一个，在他十六岁这年，他的老师还是给我下了最后通牒，并表示他已经学完了所有他应该学的东西，现在只剩下他是不应该待在这里的人了。我踌躇地坐在老师面前的椅子上，就算是年轻的时候被政委训话我也没感到过如此的如芒在背，我的白发乱糟糟的，手上的毡帽也被我捏得皱巴巴。我恳求他们让他上完整个初中三年级再把他领回家，他是个乖巧的孩子，理应受到一些优待和尊重。但事实上，与其说我担心他因此遭受别人的白眼不如说我担心自己继续遭受非议，一个在学年中间就被领回家的异类和他残疾的养父一样都和大家格格不入，我是如此痛恨这样的目光。

学校终究还是同意让他读完三年级。他们这个学期结束前的最后一堂课讲的是卫国战争，老师布置了假期里唯一的家庭作业好让他们有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去温习和卫国战争相关的知识。假如那位三十多岁的历史老师没有突然指着坐在最后排的他说：“对了，他的父亲就是参加过卫国战争的军人之一……”他可能压根不会将这个晦涩的名词塞进脑子。老师的话并没有让他在班级上更受孩子们的欢迎，也没有让我这个残疾木匠的形象在孩子们眼里变得更高大。在这堂课结束之后，这件事已经被放假的喜悦彻底地冲淡了。但显然，他并没有遗忘这件事。

那天晚上我刚回家，手上还拿着刚刚买回来的报纸，报纸内页里的第一条消息是开战的通知。我眉头紧皱沉闷地推开门，他就在没有开灯的前厅里等我。他无法掩盖自己的激动，嘶吼着扑到我的怀里，我很少这样同他拥抱，他的胳膊是如此的有力几乎使我窒息。借着窗外的月光，我看见有什么东西在他手里亮晶晶的，他摊开双手，手心里是被我放在柜子最高处的勋章。他兴奋地用粗哑的声音朗诵着课本上歌颂军人们的颂文，含糊的吐字、颤抖的尾音，在这样混乱的局面中我第一次从他漆黑的眼睛里看到了奇特的亮光，那是一种不加掩饰的渴望。

从那之后，我非常清楚在他身上有些什么变得不同了，但我却没法很好的描述出来。他只是突然对我书架上那些战争时期的文艺作品开始感兴趣起来，常常抱着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看就是一下午，但往往很久过去只能看完十几页，然后就花上比以往更长的时间发呆。在他十八岁那年他终于陆陆续续地读完了《青年近卫军》《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静静的顿河》，我很难说他是否能够理解这些书籍所传达的意思，我只知道在他的心目中似乎逐渐建立起了一个雄伟的军人形象，可在这个年代，对于他这样的一个孩子来说，这种想象将会给他带去灾难，而且还有可能是我无法预知的灾难，我比谁都更确定这一点。

终于在他十九岁这一年，灾难同我们之间的分歧一样，开始初现端倪。他开始在日历上画出一些特定的日子，并且整天整天的不回家，有时还会偷偷拿出被我放进柜子最里面的军装，在我在花园工作的时候偷偷试穿。他开始问我为什么要去当兵，问我作为一个军人是什么样的感觉，在我刚刚做完了木匠活有闲心回答他问题时，我总是会反问他：“你认为人们为什么要去当兵呢？”这个时候他漆黑的眼珠子就被阳光照得透亮，颜色变成泛着金光的琥珀色，他的脸上带着我所陌生的微笑然后吐出本不应该出现在他口中的复杂的词语——“祖国。”我一下子呆愣在原地，他的神色对我来说既陌生又熟悉，我仿佛看到了我熄灭的命运即将在他的身上重演，我从未有一刻如此恐惧过那近乎命运似的灾难。

他去当兵了。在他收拾东西离开家的那天我才知道他在日历上画出的那些日期是每年的征兵时间，他从十九岁那年开始每年都要去征兵点徘徊很多天，终于在二十一岁的时候，他鼓起勇气走进了征兵处。这么些年他一直在试图跨越过属于自己的孤独，但却还是毫不留情地把我留在了另一边。那些日子里我总在为了战争而忧心，从一个士兵的角度担忧我的祖国。我从来没有那么沉浸在自我中过，每天夜里因为恐惧我摇摇欲坠的理想而辗转难眠。而我的孩子，这样的一个年轻人，却亲自踏入了即将埋葬我的坟墓，这是曾经把我吞噬掉的灾难，也即将把他吞噬了！我深深地为此悲哀，但每当看到他漆黑空洞的眼睛时，我又不确定我到底实在为谁而难过了。

在他服兵役的两年后，我愈发习惯了没有他的生活。我们之间开始弥漫起一种冷淡的气氛，偶尔回家他还是会去我的房间里盯着我的勋章一看就是一下午，还是整天整天的去海滨公园的长椅上发呆。他成了我生活中的一只幽灵，或许我对他来说也是一只幽灵？我竭力地避免想到他竭力地避免看到他，他身上军绿色的制服只会显得他更加笨拙。

那个冬夜里他归队了，在兵役即将完成的最后一个月，他所在的支队突然被派遣去阿富汗支援。在他走了的三个星期后，我开始整夜整夜地做噩梦，梦里除了战争和死亡还有他小时候漆黑的像动物一样冰冷的双眼。我突然意识到我的死亡会以怎样的方式到来。或许在他回来的时候，我已经躺在了我引以为傲的花圃里，和庭院中挺拔的山楂树做伴。他的生命可能即将和我失去关系，人们可能会叫他那个士兵或者那个家伙，不会有人像我一样再称呼他为阿纳托利。我是痛苦且安详的，死亡对于我们来说都是解脱。

可惜死亡还是宽待了我的生命，我不确定这究竟是不是我可悲命运中的一环。

一九八九年，战争结束。他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里，从他离开的那个冬天开始算起，我已经有三年没有见过他了。他没给我写过信（或许是不会写），我也从不给他邮寄家书。有的时候我想着他可能已经死掉了，被埋在不知道哪里的战壕，或者死在黄沙遍地的异国角落。我试图模拟出悲伤的情绪来证明我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爱过他，可每当我想起他漆黑空洞的眼睛和带给我耻辱的动物的做派时，我又身不由己地厌恶和恐惧他。士兵们从前线回家的那天，无数的父亲和母亲都沉默又激动地去到了火车站来等待自己千疮百孔的孩子们回家。我的房子和周围都是静悄悄的，我站在窗边，收音机里面传来带着电流声的白鹤，我翻过起皱的书页，一页、两页。直到他笨拙的身影出现在我的窗外，外面一片光秃秃的金色，他踩着落叶踏着金色的夕阳和三年前一样笨拙地前行着。他推开了门，笨重的脚步踏在年久失修的地板上传出吱呀吱呀的声音，他比我记忆里要高出不少，呼哧呼哧的喘气声好像让我又回到了三年前的夜晚，直到他第一声沉重的鼾声传来，我才发现收音机早就跳频到了没有节目的电台，持续传出滋啦的电流声。

他回来了，而我的生活依旧没有什么改变。他仍然凌晨出门，傍晚回来，和十九岁的时候一样坐在海滨公园的长椅上一坐就是一整天。我很难去想象战争究竟带给了他什么，有时在我去花园里照看那些花儿的下午，他会像一个幽灵一样去到我的卧室，仰着头，看我放在柜子最上头的那枚勋章。每当那时，他就会流露出一丝难以察觉的悲伤。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的错觉，但只有在那个时候，我才能从他空洞的眼睛里看到一丝令人动容的水光。

他回来之后我也曾想过把他送到其他木匠那里干一些能让他以后维生的活计，但镇上没有木匠肯要他，他太年轻也太笨拙了，人们连自己的生活都难以维持，怎么供养得起这样一个年轻人呢？我没有办法，只好每天抽点时间在后院里亲自教他一点木匠的技巧，他虽然笨，但总归肯学，在我彻底拿不动锉刀的七十岁，他终于可以帮邻居做些简单的木匠活了。我也不再为他以后的生活而忧心，唯一让我遗憾的是他依旧像小时候那样对我的花园提不起兴趣，在我的精力没法再支持每天侍弄花圃之后，我的花园连同我的生命一起日夜衰败下去，而属于他的山楂树却仍然枝繁叶茂。

那个消息是在九一年的最后几天传来的，两年前我预感到了自己的衰败，我的祖国也和我一样迅速地颓唐下去。消息传来的时候我还在整理房间里的旧书，收音机跳频到了古典乐频道，胡桃夹子的旋律轻巧欢快，是少有的他和我都喜欢听的曲目。我把不用的旧书挑了出来，而他则负责把它们装进麻袋里，我的视力衰退了很多，这些书已经从我的爱物逐渐变成了累赘，所以我想着在圣诞节之前把它们卖出去，好让我们过一个还算不错的圣诞节。他摩挲着我那些有着漂亮封皮的诗集，我则颇有兴致地和他讲起马雅可夫斯基那些绝妙的句子，直到胡桃夹子的旋律戛然而止，收音机里传出刺啦刺啦的电流声，那个消息就那样突然的蹦了出来，一遍、两遍、三遍。然后又是一阵嘈杂的刺啦声，欢快的旋律又重新续上，就好像刚刚的一切都是一场幻梦一样，我几乎要开始怀疑我自己的耳朵，我诧异地抬起头，他也抬着头看我，我们都在彼此试探和确定，最后又可悲地承认这个事实。他手上捏着的书啪的一声摔在地上，我从他漆黑的眼睛里看到了确切的水光，还有我浑浊的灰色眼睛。

那天晚上，窗外总是传来欢呼和歌声，像是一场持续了一整晚的狂欢，最后都会留下一地狼藉的残局。他傍晚的时候出门，直到清晨都没有回来，我头一次开始忧心他的安危，凌晨五点的时候，我蹒跚着脚步跟着依旧狂欢的人群从市中心的广场走到政府大楼，最后在海滨公园的一个角落我看见他躺倒在地上，好像和别人打了一架，鼻青脸肿。我把他扶起来，用手帕擦拭脸上的灰尘，他的视线穿过我直直地看向我的身后，人们围着列宁雕像把它拆倒，轰隆隆地声响和满地的碎石让他们兴奋地大叫。他扯住我的袖子，像只受伤的小兽一样极低声音地嘶吼着几个音节——理想、勋章。这个时候我才发现他手里捏着单薄的五美元，而手心里全是紧攥着我的勋章攥出来的血印。

在黎明将出时的这样一片颓然的废墟里，他面朝着我抬起了头，那张愚钝的脸上满是令人惊诧的绝望。我看见我的那枚勋章掉在地上，旁边是被他攥出褶皱的五美元。

周围是高歌和欢呼，我们却一言不发。